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正在从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转换，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7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。

　　2011年以来，我国GDP增速告别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，原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动能也逐渐衰落。近十年间，我国出口增速由27.2%跌落至当前的负增长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由25.8%滑落到8.3%。同时，投资与外贸增长所依赖的人口、资源与资本红利已经遇到瓶颈，并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新挑战。一方面，我国人口增长自1987年后持续下行，“十三五”期间甚至将出现负增长，人口红利消退、劳动参与率下降、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。另一方面，普遍性的工业产能过剩、企业高杠杆和高库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，都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实现潜在能力的增长，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。

　　如何培育新动能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主要抓手之一。通过打破户籍限制，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，释放移动人口带来的增长红利，同时帮助消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。在这方面，关键要增加三四线城市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和提高质量，提升当地的宜居程度，推进欠发达地区符合生态经济的城市化、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，进而产生更强的人口、资金集聚效应。“以人为本”的城镇化和质量导向的公共服务建设释放的新增长动能，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，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目前，“互联网＋”在我国增长势头强劲，通过与三大产业相结合，逐步拓展生产和消费外延，形成巨大规模效应，推动技术升级。2016年前三季度，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同比增长11.2%和39.8%。互联网的精准化、便利化、实时化、物联化、智能化，为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转型升级、产业链融合提供重要支撑，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重要推动，也为三产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引擎。2016年上半年，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30%，推动跨境网购主要因素在于品质保证，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，但消费者却从海外大量采购电饭煲、马桶盖等，由此可见，品质导向的消费升级将能释放新动能，将成为制造业转型的重要引擎。

　　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对外开放，也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增加新动能。虽然外需持续走软，但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仍然具有较大潜力，特别是应该制定更加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，吸引外资投资我国中西部地区，优先放开中西部地区设立中小外资金融机构的控股比例限制。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需要平衡发展。近年来我国企业纷纷抱团出海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23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区，2016年我国对20余个沿线国家的出口实现高速增长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，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。

　　如何通过改革释放新动能？首先，要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简政放权力度，产业政策应该精准定位，以鼓励企业正当竞争为导向，加快混合经济改革，完善对企业产权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，激发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动力。同时，也要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，激发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升执行力，推动具有容错性和科学考核的用人机制改革。

　　其次，2017年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牵住降成本的“牛鼻子”。当前，我国企业成本高企，主要反映在税费负担、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层面。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高达36.9%，民间借贷成本高达15.42%，压缩企业盈利空间。当前企业利润增速下滑，需要政府进一步推动税收制度和结构的合理化，落实完善“营改增”政策，清理不合理收费，对释放新动能的重点领域，灵活利用税收杠杆促进相关产业提质增效。同时，通过完善多层次融资体系，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

　　此外，从具体领域来看，在推动新型城镇化方面，需要进一步放开、规范户籍制度，有序扩大农民工市民化，并利用财政和税收杠杆，引导优质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。在推动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方面，政府应进一步研究制定更为有政策弹性、更透明、更容错的社会监管机制，营造更适应创新的宽松环境。通过金融、税收、补贴等手段，促进消费升级相关领域转型创新。在支持企业提升研发能力方面，着力推动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造，并通过扩大征信手段，更好地发挥股市、债市等直接融资手段对创新研发产业的支持，提高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。在对外开放方面，可扩大优质外资通过债转股、PPP等模式参与部分不良资产兼并重组和公共服务项目，帮助中西部地区释放发展势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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